我国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张的动力、影响与发展方略-手机版亚博

 李永刚

摘 要：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快速扩张，受到软约束下应急调整与学术漂移的联合驱动，形成了研究生教育的非均衡发展策略，表现为“弱学术”型学位的刚性扩张、应用性软学科的局部扩张、基于传统学科结构的依赖式扩张和地方普通高校驱动的后发型扩张。进而引发研究生教育系统内部出现师生关系祛魅化、培养定位冲突、教育质量保障压力加剧以及外部适应性较弱等问题。未来研究生教育应加快供给侧改革，提升研究生服务社会经济需求的响应能力；确立分类发展思想，动态调整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结构；树立多元质量观，深化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兼顾公平性发展，加大对后发型部门的支持力度。

关键词：研究生教育扩张;招生规模;学科结构;培养质量;

纵观世界各国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历程，虽然都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出现了快速扩张，但扩张发生时高等教育系统内外条件与结构的差异，很大程度上规制了研究生教育扩张策略，而不同的研究生教育扩张路径对高层次人才培养、科教和经济发展会产生深远影响。我国自1978年恢复研究生教育以来，受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进程推动，研究生培养规模出现持续扩张，研究生教育的快速发展除了实现自身体系的完善和体量的壮大之外，也塑造了研究生教育系统自身的发展形态与轨迹，因此探究研究生教育扩张的内在机制与外在影响，对厘清中国研究生教育扩张的本土逻辑，明确未来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一、软约束下应急调整与学术漂移驱动的研究生教育扩张

我国研究生招生制度恢复以来，研究生教育总体上保持了较快的扩张速度，按照体量的变化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78年恢复研究生考试到1998年，20年间研究生教育在学规模从1.07万人增长到19.9万人，然而这一时期由于研究生基数较小，研究生教育体系还不成熟，尚处于政府规制的襁褓之中，和外部并没有形成紧密的联系，研究生教育规模虽然经历了较快增长，但具有很强的补偿性扩张特点。第二阶段是1999年后，在高校扩招的推动下，研究生教育出现快速增长，绝大部分年份招生数量的增幅在2万人以上，研究生在校生数量从1999年的23万人增长到2019年的286.3万人，年均增长率达到13.35%，在此阶段，研究生教育发展与外部经济社会发展有了较多的互动，多种力量相互交织在研究生教育扩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厘清研究生教育扩张背后的动力机制就成为本研究首要解答的问题。

对于研究生教育快速扩张的解释，通常认为主要是受政府政策驱动、经济持续发展以及个体需求[1,2]等力量推动，这几种学说虽然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外在诱因，但与实际发展的轨迹并不完全相符。以政府驱动学说为例，在具有强国家能力传统的我国，规划是国家继“计划管理体制”之后实现目标治理的一种重要机制[3]，政府通过制定五年规划的方式来引导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如全国教育事业“十五”“十一五”“十二五”规划以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指出，到2005年、2010年、2015年、2020年时，在学研究生规模分别要达到60万、130万、170万、200万。然而从实际情况看，国家规划对研究生教育发展更多是方向性的指导，研究生教育的扩张并非是对规划目标的严格落实，事实上我国研究生教育规模在2005年、2010年、2015年和2019年分别达到98万、154万、191万和273万，因此五年规划预定目标通常在规划中期就会实现，而到五年规划结束时，实际研究生在学规模基本上会超过原计划20
万，远远超出了中长期教育规划发展目标。（见图1)

 

图1 研究生教育扩张和国家规划、经济发展的关系  下载原图

注：相关数据来源于教育部历年教育统计数据、历次全国教育事业发展五年规划和国家统计局数据。

其次，经济发展的水平和速度被认为是推动研究生教育规模发展的重要力量，按照“技术—功能”派的理论解释，国民经济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会对高学历人才形成强大的需求，进而导致教育的扩张[4]。现实中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教育部等在制定研究生招生计划时，也都指出要根据社会和经济发展需求确定招生名额，不过从历年研究生招生变化趋势来看，当年研究生招生规模变化趋势和gdp以及第三产业比重变化趋势之间没有严格的线性关联。（见图1）相反，经济发展对研究生招生扩张最显著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经济危机年份，如2000年扩张实为缓减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带来的就业压力，2003年因“非典”冲击，硕士研究生扩招5.58万，比上年增加34.2%;2009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硕士研究生扩招6.24万，比上年增加16.13%;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硕士研究生计划扩招18.9万[5]。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研究生教育扩张存在权宜性的“急就政策模式”，即扩张可能缺乏长期、总体考量，仅是为了解决突发、紧急情况而做出的策略性行为[6]。然而急就政策模式虽然可以解释突发事件中研究生教育的扩张，却无法说明常规年份快速增长的原因。

最后，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本科生学历提升需求也被视为推动研究生教育发展的重要诱因，与欧美发达国家以及东南亚发展中国家一样，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大幅扩张都是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裹挟下发生的，大量本科毕业生出于提高就业资本和增强社会流动能力等原因，极大地推动了研究生教育扩张[7]。不过与其他国家不同，我国本科生提升学历需求并不是促成研究生扩招的直接因素，从图2中可知，研究生报考人数增减变化和研究生招生数量之间没有直接关系，某些年份甚至是相背而行，研究生招生数量即使是在报名人数下降的年份依然保持3%以上的增速，因此简单以本科毕业生学历提升需求来解释研究生教育规模的扩张并不具有说服力。

图2 研究生扩招与本科学历提升需求的关系  下载原图

注：相关数据来源于教育部历年教育统计数据、中国考研网。

上述几种学说之所以没有对我国研究生教育扩张做出充分解释，很大程度是由于侧重从外部需求分析，忽略了研究生教育系统的自主性，并没有从研究生教育体系内在冲突的视角展开分析。事实上，由于受历史和现实多重因素影响，决定我国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张的招生名额是一种被政府高度控制的稀缺资源，教育管理部门拥有统筹分配全国招生名额的权力，外部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均需通过这一官方机制来实现。国家在确定研究生教育规模时，教育资源分配部门感受到的主要压力是来自于地方和中央直属高校对研究生招生计划名额的直接争夺。特别是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国家先后启动“211工程”“985工程”和“双一流”建设等激励政策，重点支持以科研和研究生教育为特色的研究型大学，为高等教育金字塔体系塑造出具有示范作用的榜样，加之科研导向的各类评价与资源分配政策设计，诱导出现了强烈的学术漂移效应，正如理斯曼所言“高等教育系统就像是一个蛇形实体……处于中间的高等教育机构总是模仿那些顶层大学，位于尾部的高校则模仿那些位于中间的高等教育机构”[8]。高等教育系统内日益强盛的学术漂移动力，导致表征学术声誉符号的学位授权点、学位授予单位申请和研究生招生名额竞争非常激烈，不少地方甚至出现“跑部”要指标的现象。从历届硕士、博士学位授予审核的申请数和批准数中可见一斑，新增的学位授予单位和授权点又扩大了研究生招生数量的需求，因此除了受个别批次学位授权审核中新增学位授予单位、授权点较少影响外，无论是2000年以前第一批到第七批国家学位授权审核，还是近20年来多次（2000年、2003年、2011年、2017年）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位授权调整，审核后的当年或次年都会出现研究生招生的较大增幅。正是这种来自地方和高校自身强劲的扩招需求强化了研究生教育的持续性扩张。（见图1、图2)

因而总体看来，近20年我国研究生教育扩张的逻辑是在国家规划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软约束之下由政府应急调整和学术漂移联合驱动。其中，国家整体发展规划、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个体学历教育需求在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张过程中，虽对研究生教育的扩张方向和体量给予宏观指导，但在实际中这种影响并不明显，缺乏常态化的作用机制或渠道，而是常常在政府为应对重大社会事件采取的“急就”政策以及地方高校为追求更高学术声誉的裹挟当中集中性地显现。进一步而言，宏观的软约束力量与应急和学术漂移力量之间存在转换机制，在经济社会平稳发展的常规状态中，来自国家规划、经济社会以及民众教育需求的宏观力量会通过地方普通高校的学术漂移机制得到渐进式释放，而在经济社会发展遭遇重大或突发挑战时，宏观力量就会借助政府“急就”政策实现研究生教育的补偿性或超前性扩张。

二、研究生教育发展的非均衡扩张特征

研究生教育扩张的动因虽然不同，但扩张策略均通过研究生内部结构的非均衡发展来实现预定目标。

（一）“弱学术”型学位的刚性扩张

追随高等教育扩招的步伐，我国研究生招生人数从2000年到2019年的年均增长率达到10.32%。不过研究生的扩招并不是以均衡方式推进，为了确保研究生教育扩招的同时保持高质量的学术标准，并兼顾外部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因素，国家选择了学术性相对较弱的学位优先扩招，在学位层次上选择硕士研究生作为扩张方向，在学位类型上选择专业型学位作为突破口。自1999年以来，博士学位招生维持了非常小幅度的增长，大部分年份扩招的规模不超过3 000人，20年间增长了5.28倍；相比之下，硕士扩招的人数和比例则呈现出高速增长，20年间扩大了11.29倍。硕博比例从1999年的3.6∶1扩大到2019年的7.7∶1，故而硕士学位是实现研究生教育扩张的主要领域。

同样在学位类型上，国家选择扩招偏向应用的专业学位，自2009年教育部决定面向本科应届毕业生招收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以来，专硕招生占比在2009年时仅为14.1%，而到2017年时就超过学术学位研究生，达到50.2%，相比之下，学术学位研究生的招生规模在2009年后甚至出现了下降，换言之，2009年之后研究生教育的扩招主要是通过专业学位研究生来实现的。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弱学术”型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扩招过程中，国家为应对公共突发事件常常会采取应急扩招策略，这导致研究生教育扩张过程中呈现出阶段性陡然上升特征，这种行政主导下的扩招不仅以一种不可逆的方式扩大了研究生招生数量，而且很大程度上形塑了当前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结构。

（二）应用性软学科为主的局部扩张

在研究生教育扩张的过程中，不同学科的研究生扩招速度并不一致，从教育部1997—2020年公开的统计数据来看，各学科的占比结构呈现出一个清晰的变化趋势，其中教育学、管理学、艺术学、医学和农学是招生占比上升较快的学科门类，分别上升4.7%、3.34%、3.17%和0.94%，这几类学科都具有显著的应用性特征，特别是教育学、管理学和艺术学等应用性软学科，由于建设所需的资源相对较少，招生数量增长相当快。而基础性纯学科，文学、历史、哲学和理学学科的招生占比出现大幅下滑，经济学也呈现出较大的下降，法学和农学等学科研究生招生的占比结构变化不大。

从各学科研究生招生的增速上来看，有两个截然分明的阶段，在2010年之前，各学科招生都出现大幅增长，年均增幅达到16.88%，其中文学、教育学和法学的平均增幅最快，医学增速略高于研究生扩张的平均增速。受高等教育规模整体大幅扩招带来的质量隐忧，从2010年起研究生教育招生扩招出现迅速下降，而且出现持续的结构性调整，从图3中可以看出，在新一轮的增长中，教育学的增速最高，管理学、农学和医学学科的招生增速高于平均增长速度，相比之下，传统人文学科的招生增速出现非常大的下滑，其中哲学和文学为负增长。故而整体来看，应用性学科，特别是应用性软学科在研究生教育的扩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无论是在招生占比还是增速上都呈现出快速上升的态势，而基础性学科的招生比重与增速显现出下降
趋势。

图3 不同学科招生增速的趋势  下载原图

注：数据来源于教育部历年教育统计数据，艺术学2012年后才开始单独统计，故未纳入。

（三）基于传统学科结构的依赖式扩张

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张对传统学科结构有着很强的依赖性，受到计划经济时代学科专业过窄过细弊端的影响，我国历次学科专业目录的调整都选择了“弱化专业”的做法，从1983年发布《博士和硕士学位学科专业目录》以来，经过四次学科专业目录调整，学科门类从10个增至13个，一级学科数量从63个增至111个，但在二级学科种类上却从1990年的638个下降为1997年的386个。2011年后为了促进二级学科之间的交叉与融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取消了二级学科目录[9]，不少高校陆续开始设置交叉学科进行招生[10]，但整体比例与数量较小，在研究生教育扩张中作用较为有限。

相比之下，研究生教育发达国家则呈现出相反趋势，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英等国高等教育学科和专业目录日益细化，以美国为例，相当于我国一级学科的四位数代码，从2000年的362个增长到2020年的450个，相当于二级学科的六位数代码则从1985年时的464项，到2020年时增至2 130个[11]。英国学科专业目录虽然在一级代码和二级代码（相当于我国的学科门类和一级学科）上变化较小，但在三级代码的数量上呈现出稳步增长的趋势，2002年时为1 281个，到2019年时增长到1 644个[12]。因此就学科结构种类而言，我国研究生教育的扩张显然更多是在传统学科基础上同质性增加，而非依靠新增学科增量发展。

（四）地方普通本科高校驱动的后发型扩张

学术漂移动力是推动地方高校研究生教育扩张的重要力量，长远来看，研究生教育都呈现出从高等教育金字塔顶部向下延伸和扩散的趋势，如按卡耐基高等教育的分类，美国密集类博士研究型大学招生占比从1980年（63.3%）到2018年（49.7%）减少了13.6%[11]。在我国，国家整体“赶超”战略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研究生教育向普通高校的扩散，2002年中央部委直属高校的研究生招生占比接近7成，但到2010年时下降了15个百分点，与此相对，具备研究生学位授予资格的地方高校数量增加了72所，超过了中央部委直属高校，而研究生招生数量占比达到了45.6%。2010年之后，高等教育扩张的速度有所下降，但地方高校仍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到2019年时，获得研究生学位授予资质的高校数量达到了525所，比2010年时增加了102所，研究生招生数量在2017年时首次超过中央部委直属高校，多数年份的招生增速要比前者高出2倍。（见图4）这种带有明显“后发型”特征的研究生教育扩张，虽然在短时间内有助于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体量的扩大，但对研究生教育
整体的品质和结构也产生了非预期影响。

 

图4 中央和地方高校研究生教育扩张情况  下载原图

注：数据来源于教育部历年教育统计数据。

三、研究生教育扩张的多重影响

1999年后研究生教育的快速扩张，特别是非均衡化的扩张策略，引发了诸多非预期后果，塑造了当下研究生教育的定位、理念、内在结构和发展环境。

（一）研究生教育对象多元化对精英教育的冲击

随着研究生入学动机和水平多样化，传统培养模式首当其冲。一是师徒关系出现祛魅化，为应对研究生生师比的提高，确保导师能给予研究生充分指导，2006年以来国家、高校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规定，不断强化导师指导的第一责任[13]。在此过程中，与建立在规则基础上导师法理权威的强化相对，研究生的权利意识也相应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基于“师道”文化的传统权威相抵牾，并不断弱化、祛除师徒制的魅力。加之近年来高校教师面对不断加码的外部评价和竞争压力，又强化了导师利用传统权威以及卡里斯玛权威的动力，要求拥有不同学术动机、水平的研究生参与更多的科研项目、团队工作和其他事务，致使导生之间关系逐渐紧张。二是结构化课程教学模式日益受到重视，面对生源质量参差不齐的研究生，为了夯实知识基础、提升专业能力，高度结构化、制度化的课程教学模式得以采用，官方制定专项文件要求建立严格规范的研究生课程审查机制、选课管理制度和课程考核制度等[14]，这在保障研究生课程教学质量的同时，也带来了研究生教学的本科化问题[15]，因此如何在研究生教育扩张后保持精英水准是当下研究生教育面临的挑战之一。

（二）学位类型结构急剧变化引发研究生教育培养目标定位的冲突

研究生教育规模的快速增长引发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各层次结构与定位的变化。一是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教育定位的困惑。在过去40年，特别是前30年学术型硕士研究生保持了快速增长，致使大部分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的学术动机并不强，学术深造比例较低，与作为博士学位过渡和准备的传统预期日渐远离。而面对全日制专业硕士学位的快速扩招，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教育在法理上更是无法向专业应用型研究生培养模式转变，这导致处于夹心层的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教育无法清晰明确自身的学术或应用定位。二是博士学位研究生的培养定位受到质疑，受博士研究生教育规模增长和知识经济对高水平专业人才需求的双重影响，近年来我国高校博士毕业生的就业去向日益多元，学术职业不再是博士生教育的唯一取向，越来越多的声音要求改革博士生教育模式，为学术和非学术部门做好准备，这对现行的博士生教育目标定位提出了新挑战。

（三）非均衡发展导致研究生教育质量的薄弱

研究生教育快速、非均衡的扩张策略也引发了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压力。一是学位类型上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的保障更为严峻。由于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体系的滞后和对学术型学位培养的模仿，导致无论是从学术标准还是专业实践能力标准来看，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效果都差强人意。二是学科结构上应用性软学科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质量堪忧。根据全国层面博士论文和部分省份硕士论文的抽检结果来看，法学、管理学、经济学、教育学和艺术学等五个学科门类的合格率明显要低于其他学科[16,17]。可以看出在研究生教育快速扩张过程中表现突出的应用性软学科，均是学位论文抽检中质量问题较大的领域。三是学校层次上地方高校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压力较大。受学科整体规模小、水平低，经费资源投入紧张，生源质量较差以及培养条件薄弱等诸多因素影响，地方高校研究生培养质量和满意度均低于中央直属高校[18]。四是学位层次上高质量博士研究生培养仍很欠缺。博士研究生教育规模的快速扩张与创新性培养体系羸弱两方面因素的叠加，使得高水平、原创性能力博士生的培养备受质疑，大规模调查均发现我国博士学位论文的创新性在众多评价指标中表现较差[19]。

（四）政学主导的扩张模式致使研究生教育的外部适应性较弱

近20年来研究生教育的扩张主要是在政府与学术力量主导下进行，市场和社会力量的参与度有限，从长期来看并不利于研究生教育与外部经济社会之间形成良性互动。一方面，非均衡扩张过程中倾向于选择教育、管理等应用性软学科作为优先发展方向，致使研究生教育规模与结构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不匹配。有关研究表明我国研究生教育对经济的增长贡献较为有限，研究生教育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介于0.018～0.033之间，明显低于美国（介于0.052～0.068之间），这固然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中对物质资本和投资的高度依赖等因素有关，但知识经济发展所需学科研究生教育培养的不足也是不争事实[20,21]。另一方面，学术漂移作为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保持快速扩张的重要驱动力，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研究生教育的理念与发展模式出现较强的同质化现象。主要表现为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对学术学位教育的模仿，地方普通高校对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研究生培养理念的效仿，造成高校研究生培养结构和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之间联系的薄弱。

四、未来研究生教育发展的推进方略

（一）加快供给侧改革，提升研究生服务经济社会需求的响应能力

有效引入外部相关利益方是提升研究生教育系统对经济社会需求响应能力的关键。具体包括：(1)学科与专业目录调整应激活知识发展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内生逻辑，在设置或调整学科门类、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的过程中，形成教育管理部门、学位授予单位和第三方组织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在学科与专业目录增设的门槛条件中，应充分考虑新型行业、产业与职业发展趋势，根据外部相关利益方需求，进一步打通本科专业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联系，丰富和扩大专业硕士和博士学位类别。(2)学位授权审核需统筹考虑国家、市场和学术等多方发展需求，学位授予单位和学科授权审核过程中，应建立地方政府负责人、同行专家、主要行业企业代表以及第三方评价机构等在内的联席议事制度，调动地方政府和产业界积极性，实现研究生教育生态化和去中心化发展[22]。(3)研究生招生计划分配要协调市场需求、社会公平、培养能力和培养质量等多重价值诉求，政府在分配研究生招生计划名额时，应将培养质量、学位完成率、就业率和专业对口率以及专项计划指标等纳入核算模型，确立以高校面向外部需求供给效率为驱动的研究生招生计划分配机制，进而实现研究生教育对外部社会经济发展的高质量服务。

（二）确立分类发展思想，动态调整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结构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良性有序发展，应明确不同类型、层次学位授予高校定位，在学位类型差异化发展上，学术型学位应增强弹性与灵活性，培养同时具备在学界和工业界工作的通用能力；专业型学位应突出职业性和实践性特征，尝试与职业资格证衔接[23]。在不同层次学位授予高校的发展路径上，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应注重培养具有原创性的基础科学研究人才和高层次专业人才。地方普通高校应着重培养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高级专业人才。根据学位类型和高校层次两维的交叉，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地方普通高校在学术型博士、学术型硕士、专业型博士和专业型硕士上的定位各不相同。（见表1）未来研究型大学应适度扩大博士生培养规模，增强学术型硕士的选拔力度，适当压缩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规模。而地方普通高校，则应加强专业研究生人才培养的模式创新，积极扩大学术型硕士和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规模，形成定位清晰、结构合 理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格局。

 

表1 不同层次、类型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差异定位  下载原图

 （三）树立多元质量观，深化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

如同高等教育从精英化向大众化、普及化发展进程中传统“学术标准”让位于“价值增值”[24]。在研究生教育扩张过程中，研究生教育系统分层化、分类化以及研究生毕业生多元化、个性化发展趋势日益明显，继续沿用高挑战学术标准衡量不同类型研究生教育就显得捉襟见肘。某种程度上研究生教育的质量问题与其说是学术水准降低，毋宁言质量评价标尺的错配。故而，相关方应树立多元化的研究生教育质量观，对不同学位类型和学位授予高校开展分类化的质量评价，其中，学术型学位质量应综合考虑学术标准和个体能力发展标准，专业型学位质量应进一步强化劳动力市场需求标准。此外，对于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来说，应坚持高水平的学术质量评价标准，对于具有硕士、博士学位授予资格的地方高校，应适当丰富学术标准，强化学生能力发展的增值评价。与此相应，不同层次和类型的学位授予单位应重新调整研究生培养模式，围绕特色定位和多元质量观，深化研究生培养制度改革，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应围绕高挑战的学术标准，提升研究生选拔性和学术淘汰率，强化科教融合的育人模式。地方普通高校应加强与行业、产业界的协作，为不同种类的研究生提供更多的专业实践机会，重视个体能力和职业发展多样化需求的教育。

（四）兼顾公平性发展，加大对后发型部门的支持力度

非均衡扩张加速放大了研究生教育系统内部的异质性，从研究生教育扩张进程中可以发现，有几种类型的研究生教育需要给予更多的支持。(1)放宽包括交叉学科在内的新兴学科设立门槛，加强跨学科研究生招生名额与教育资源的支持。结合科学前沿、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建议在进一步扩大“交叉学科门类”下一级学科种类之外，在理、工、农、医、经、管等学科门类下也增设具有交叉性质的一级学科类别。(2)加大对地方普通高校研究生教育的政策倾斜力度，一方面政府应充分利用学位授权审核、研究生招生计划配置等政策杠杆，对具有良好学术潜力的地方高水平大学给予一定支持，如采取分级授权、设立培育授权单位、二级学科授权等措施[22]；另一方面高校应拓展发展思路，通过省部共建、校企合作以及校际合作等模式，搭建高水平研究生培养平台，发展符合地方经济需求的特色学科。(3)西部地区的扩张速度明显滞后于中东部。特别是在博士研究生培养规模上呈现出扩大趋势[25]，未来国家除了要在硕士生教育层面给予西部更大的政策倾斜外，也应通过对口支援、组团支援等方式帮助条件较好的西部高校发展博士生教育。

 

 

来源：  《中国高教研究》